套用游戏版号运营是否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被告人余某，1985年出生，系深圳C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C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主营网络游戏运营业务。2020年上半年，余某与上海T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某达成合作，约定由深圳C公司负责上海T公司开发的A游戏的独家上线运营推广。

为缩短游戏运营筹备周期、规避正规行政审批流程，余某决定通过“买版号”“套版号”的方式解决A游戏的运营资质问题。其安排深圳C公司商务部经理寻找闲置的网络游戏出版物号资源，先后选定B、C、D、E四款已获批但已停运的网络游戏的《网络游戏出版物号（ISBN）核发单》及同意出版运营的批复。深圳C公司分别向上述游戏的运营权方支付费用，共计862702元，获取了核发单、批复的扫描件，并将四款游戏的版号信息植入A游戏软件登录页面，随后将植入版号信息的A游戏包发送至IOS、安卓系统相应游戏平台进行上线审核，审核通过后玩家即可下载游玩。

经司法鉴定，2021年6月11日至2022年6月13日期间，深圳C公司游戏数据库中A游戏的有效充值数为10533024次，充值总额达4.8亿元；扣除员工测试充值、活动赠送充值等情形后，A游戏实际营收资金为4.1亿元。

2023年2月23日，余某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被逮捕，同年4月21日被取保候审。本案历经一审定罪、二审发回重审、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完整司法流程，集中反映了司法机关对游戏版号相关行为定性争议的审慎考量和裁判思路。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余某套用游戏版号运营A游戏的行为，是否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

从一审判决定罪到二审发回重审、最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司法认识的转变体现了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严格遵循。

1.关于网络游戏出版物号核发单、批复的法律定性

游戏版号系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法定审批文件，记载游戏名称、审批文号、出版单位、出版物号等核心信息，加盖公章，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公文。部分观点认为核发单仅为核发单、不包括批复，或电子化扫描件不能认定为公文，实则混淆了公文的形式与功能——纸质原件与电子扫描件在行政管理效力上并无实质区别。

2.关于“买卖”行为的认定。

本案中，深圳C公司向版号持有方支付862702元，并非合作经营的利润分成，而是获取版号扫描件使用权限的直接对价，双方形成了“支付款项—提供版号使用权限”的买卖对价关系。裁判规则明确指出：若被授权的公司未运营授权的网络游戏，而是将自有研发的游戏套用授权版号上线，即便签订形式上的运营授权协议，也应认定为“名为授权、实为买卖”，属于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这也是网游企业需重点警惕的刑事风险点。企业在开展版号合作时，可通过zhenggui.com等专业平台进行合规性审查，避免将合法授权异化为刑事风险。

3.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排除。

非法经营罪的成立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而《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余某的行为缺乏成立非法经营罪的前提要件，公诉机关亦认可该辩护意见。

4.本案得以出罪的核心在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裁判理由综合考量了以下因素：行业背景层面，版号审批资源稀缺、审批周期长达3至12个月，全国范围内版号套用行为较为普遍，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以行政处罚方式规制，尚无刑事处罚的广泛先例；主观恶性层面，余某套版号的目的是缩短运营周期，而非利用版号从事淫秽、赌博、暴力等违法犯罪活动，主观恶性较小；客观危害层面，A游戏内容合法合规，未损害玩家合法权益，也未对市场竞争秩序造成实质性破坏；此外，余某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企业积极开展合规整改。在综合权衡上述因素后，司法机关认为本案通过行政处罚足以达到规制效果，审慎把握刑事手段介入的必要性。

2024年5月14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余某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深圳C公司违法所得415172469.38元予以追缴，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余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24年12月6日作出（2024）赣03刑终68号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在重审过程中，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检察院经补充侦查与审查，认为余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申请撤回起诉。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0日作出（2024）赣0302刑初529号刑事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