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述
急于脱单的杨先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花费13万元换来的“包结婚”承诺，最终竟是一场空。2024年2月，从事婚介服务的唐某找到单身已久的杨先生，信誓旦旦地表示能“保证结婚”，但需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成家心切的杨先生当即应允。随后，唐某与同行王某合作，为杨先生介绍了相亲对象王女士。过程中，杨先生先后支付共计13万元的婚介服务费。
杨先生原以为很快就能收获甜蜜幸福的婚姻，但事与愿违，杨先生与王女士的交往并未修成正果。协商退款无果后，杨先生将唐某、王某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
与婚介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后，没能找到心仪结婚对象，能否要求对方退还服务费？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唐某与王某共同退还杨某婚介服务费11万元。结案前，二人已主动履行部分退款义务。
案情分析
法院首先明确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与责任主体，为调解协议的达成奠定核心基础，契合中介合同相关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共识。首先，界定核心民事关系：唐某主动找到杨先生，作出“保证结婚”的服务承诺，随后与同行王某合作，为杨先生介绍相亲对象王女士，杨先生先后支付共计13万元服务费。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婚介服务合同，但已通过口头约定、实际履行行为（婚介方提供相亲服务、委托人支付服务费用），形成事实上的婚介服务合同关系。该关系核心性质属于中介合同关系——唐某、王某作为中介人，承担提供婚恋信息、介绍相亲对象、协助双方交往的媒介服务义务；杨先生作为委托人，承担支付服务费的义务，完全符合《民法典》中中介合同“中介人提供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核心特征，本案系典型的民事合同纠纷，不涉及刑事犯罪。其次，明确责任主体：唐某与王某系同行合作关系，二人共同商议为杨先生提供婚介服务，唐某发起服务承诺、王某参与合作履约，共同促成服务费的收取，属于共同提供中介服务的民事主体。根据民事责任合作承担的相关规定，二人应共同对婚介服务合同的履行承担责任，包括服务费退还、违约责任等，故调解协议约定唐某、王某共同退还服务费，符合法律规定与责任划分原则，也契合司法实践中“合作提供服务需共同担责”的共识。最后，区分与近似行为的边界：本案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核心区别在于，唐某、王某系以提供婚介服务为目的收取服务费，并非以缔结婚姻为幌子单纯索取财物；杨先生系自愿支付服务费以获取婚介服务，双方的核心争议是“服务结果未达预期后的服务费退还”，而非财物索取纠纷，故按婚介服务合同纠纷（中介合同纠纷）处理，而非婚约财产纠纷。
法院认定唐某作出的“保证结婚”承诺无效，但不影响双方婚介服务合同的整体效力，同时认定唐某、王某存在一定违约行为，这是支持服务费退还、确定退费比例的核心逻辑，贴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共识。其一，“保证结婚”承诺的法律效力认定：婚姻关系的建立以男女双方自愿为前提，遵循婚姻自由原则，任何人（包括婚介服务提供者）都无法强制他人缔结婚姻，也无法对婚姻结果作出明确保证。唐某信誓旦旦作出的“保证结婚”承诺，超出了婚介服务的合理范围——婚介方的核心义务是提供相亲机会、婚恋信息匹配等媒介服务，无法掌控婚姻缔结的最终结果，该承诺既违背婚姻自由原则，也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无效承诺，无法作为合同履行的依据，也不能成为杨先生主张全额退还服务费的唯一依据。但该虚假承诺误导了杨先生的判断，导致其急于脱单而支付高额服务费，唐某、王某作为婚介服务提供方，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其二，婚介服务合同的整体效力认定：唐某的“保证结婚”无效承诺，仅系双方口头约定中的个别违规内容，不影响婚介服务合同的整体效力。双方就“婚介方提供相亲服务、委托人支付服务费”的核心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符合中介合同的核心特征，应认定为有效。此种“个别承诺无效、整体合同有效”的认定，既避免了因个别违规条款否定整个合同的合理性，又明确了婚介方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契合“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严惩违规违约行为”的司法导向。其三，婚介方违约责任的认定：唐某、王某作为婚介服务提供方，虽履行了“介绍相亲对象王女士”的部分义务，但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全面履行婚介服务义务（如后续是否持续提供匹配服务、是否及时跟进双方交往情况、是否提供符合约定的婚恋信息等）；同时，唐某以无效的“保证结婚”承诺诱导杨先生支付高额服务费，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合同约定的忠实履约义务，结合杨先生与相亲对象未修成正果的结果，应认定二人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与杨先生的财产损失存在直接关联，为后续调解协议中“退还大部分服务费”提供了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未支持杨先生“全额退还13万元服务费”的诉求，而是通过调解确定退还11万元，核心是遵循“公平原则”，结合婚介方实际履约情况、双方过错程度，综合考量各类因素，契合司法实践中“婚介服务未促成婚姻，酌情退费”的裁判规则。其一，不支持全额退还的核心依据：根据《民法典》中介合同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共识，婚介服务合同的核心是“提供媒介服务”，而非“保证促成婚姻”，婚介方只要履行了合理的媒介服务义务，就有权主张相应的服务成本补偿，而非必须促成婚姻才能收取费用。本案中，唐某、王某已履行了“介绍相亲对象王女士”的部分服务义务，投入了一定的时间、精力和沟通成本，若全额退还13万元服务费，将忽视婚介方的合理服务投入，违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中介合同“未促成合同成立，可主张必要费用”的法律规定。同时，杨先生作为委托人，在接受相亲服务、与王女士交往过程中，也应承担一定的合理风险——婚姻关系的缔结取决于双方的情感磨合和自愿意愿，无法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其因“未结婚”就主张全额退费，忽视了婚介服务的特殊性和婚姻自由的本质，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其二，支持退还大部分服务费的依据：一方面，唐某、王某存在明显过错——以无效的“保证结婚”虚假承诺诱导杨先生支付高额服务费，且未能全面履行婚介服务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需退还大部分服务费以弥补杨先生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结合本案13万元的服务费金额、婚介方的过错程度、实际服务投入情况，参考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的退费比例，确定退还11万元的金额，既体现了对婚介方违规行为的惩戒，也兼顾了其合理的服务投入，契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其三，服务费退还的核心考量因素：法院及双方调解时，重点考量了三点核心因素，与司法实践共识完全契合：一是婚介方的实际履约情况，本案中二人仅介绍一名相亲对象，服务投入有限，未提供后续匹配、跟进等服务，是确定高比例退费的重要原因；二是双方的过错程度，婚介方因虚假承诺存在主要过错，杨先生急于脱单虽有一定疏忽，但无明显过错，故应退还大部分费用；三是公平原则，避免出现“全额退费损害婚介方合理权益”或“不予退费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极端情况，确保调解结果公平合理、双方均可接受。
法院采用调解方式结案，并促成“唐某、王某共同退还11万元”的调解协议，核心是遵循民事纠纷“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导向，结合本案纠纷的特殊性，兼顾双方合法权益，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目标，完全契合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共识。其一，法院优先采用调解方式的核心原因：一方面，本案系婚介服务合同纠纷，属于民事合同纠纷，不涉及刑事犯罪，双方的核心诉求均围绕“服务费退还”展开，纠纷具有较强的可协商性，适合通过调解方式化解，避免判决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契合《民事诉讼法》中“自愿、合法调解”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婚介服务纠纷具有“结果不确定性、服务非标准化”的特点，若采用判决方式，需对“婚介方服务是否全面、合理服务成本多少、退费比例如何确定”等细节进行严格举证、审理，耗时较长，且可能无法充分兼顾双方权益；而调解可灵活兼顾双方意愿，快速化解矛盾，降低双方的诉讼成本，同时契合婚姻家庭领域矛盾多元调处的司法导向，助力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此外，司法实践中，同类婚介服务纠纷均优先采用调解方式结案，兼顾双方权益，这也是本案选择调解的重要参考。其二，调解协议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该调解协议是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调解协议约定“退还11万元”，既充分保护了杨先生的合法权益——11万元的退费比例（约84.6%），有效弥补了其因婚介方虚假承诺遭受的财产损失；也兼顾了唐某、王某的合理诉求，扣除的2万元作为其提供相亲服务的必要成本补偿，避免了全额退费的损失，同时让二人承担了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体现了“过错方承担主要责任”的原则，实现了双方权益的平衡。其三，调解协议的履行保障：案例明确“结案前，二人已主动履行部分退款义务”，既体现了唐某、王某对调解协议的认可和履行意愿，也保障了杨先生的合法权益，避免了“调解协议流于形式”的问题，切实实现了“化解矛盾、案结事了”的司法目标，契合调解制度“便捷、高效、化解纠纷”的核心价值。
总结
办理此类婚介服务合同纠纷时，严格区分中介合同关系与婚约财产纠纷、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近似民事关系，精准界定合同效力、双方过错及责任承担，规范服务费退还比例的裁量标准，确保同类案件裁判尺度统一，参考司法实践共识，兼顾双方合法权益。
坚持调解优先，提升纠纷化解效率：遵循“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导向，优先采用调解方式化解婚介服务纠纷，充分听取双方意见，结合履约情况、过错程度，引导双方达成公平合理的调解协议，提升纠纷化解效率，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减少民间矛盾激化。
强化司法宣传，引导行业规范：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法治宣传等方式，明确婚介服务的合法边界、“保证结婚”等承诺的法律后果，引导婚介服务提供者规范经营、诚信履约，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同时，助力婚介行业建立健全规范经营机制，推动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诚信经营、理性消费的法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