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拐弯让直行规则3年制造56起交通事故， “碰瓷” 牟利构成诈骗罪吗？

2019年5月，被告人刘某从丁某处购得出租车，独自驾驶该车在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范围内营运。然而，仅仅3年多的时间，刘某利用拐弯让直行“路权优先”驾驶原则，先后故意制造56起交通事故。在这些事故中，刘某均无责任，对方驾驶员承担全部责任。

2022年9月，公安机关在对克拉玛依各保险公司走访过程中，发现刘某如此高频的反常情况，展开细致调查。2023年1月，刘某因涉嫌诈骗罪、保险诈骗罪被刑事拘留。2023年7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对刘某提起公诉。

克拉玛依区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某在驾驶出租车的3年多时间里，利用道路交通法规中的拐弯让直行这一“路权优先”原则，先后趁56名被害人的车辆欲变道、转弯、掉头时故意不减速或加速，造成对方车辆违反交通法规变道剐蹭车辆的假象，致使公安交警部门在现场勘查中只能凭借现场状况认定受害人违反让行原则、变道应承担全部责任。刘某先后获得被害人“赔偿”或保险公司“理赔”费用10万余元。

证据显示，刘某在交警部门处理或被害人快速“赔偿”后，自己购买汽车配件到私人修理厂简单维修或几次事故后再维修。故被告人刘某不仅有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还有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的行为，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鉴于被告人刘某驾驶出租车多次制造“交通事故”危害正常的交通秩序，其主观恶性较深，社会危害性较大，在量刑时应予酌情从重处罚。据此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刘某不服，提起上诉。克拉玛依中院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被告人刘某犯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被告人刘某向56名受害人退赔赃款103855.92元；禁止被告人刘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从事出租车驾驶员职业五年。

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定罪，核心在于穿透行为表象，依据犯罪构成要件及“碰瓷”案件裁判规则，排除其他罪名适用：

符合诈骗罪核心构成要件：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故意不减速/加速”制造对方违规剐蹭的假象，隐瞒自身蓄意制造事故的真相，致使交警部门基于现场状况作出对方全责的错误认定，被害人及保险公司基于该错误认识自愿支付赔偿款、理赔款，完全契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诈骗罪行为结构。其自行简单维修、合并维修的行为，进一步佐证其并非为弥补真实损失，而是以最小成本骗取钱财的主观故意。

排除保险诈骗罪的核心理由：保险诈骗罪要求主体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且需针对保险合同实施诈骗。本案中，部分理赔款虽来自保险公司，但刘某制造事故后，或由被害人直接赔偿，或通过被害人向保险公司理赔后获取款项，其并非直接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特殊主体要件及行为模式，故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排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由：该罪要求行为具有与放火、决水等相当的危险性，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刘某的行为虽扰乱交通秩序，但均是精准针对欲变道、转弯的车辆制造轻微剐蹭，主观上仅追求诈骗钱财，无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客观上未造成重大事故或危及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结果，不符合该罪构成要件，故仅以诈骗罪定罪即可评价其行为性质。

法院判处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处于“数额巨大”档三年至十年有期徒刑的中间偏上区间），并处罚金5万元，体现“数额为基础、情节作调节”的量刑原则：

犯罪数额奠定量刑基础：刘某诈骗金额达103855.92元，已远超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为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提供了基础依据。

多重恶劣情节支撑从重处罚：一是作案次数多、持续时间长，3年多内故意制造56起事故，受害人数达56人，犯罪行为具有持续性、规模化特征；二是主观恶性深，利用交通规则钻空子，刻意制造“无责”假象，逃避监管，欺骗性强；三是社会危害性大，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权益，还扰乱正常交通秩序，破坏社会诚信体系，与普通诈骗相比，负面影响更为广泛，故法院酌情从重处罚，契合“碰瓷”案件从严惩治的司法导向。

出租车驾驶员作为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群体，肩负着将乘客安全送达的责任和使命。从市民的角度来看，在正常的驾车行驶中，驾驶员只要注意与前后车辆保持一定的车距并在警示标志许可的情况下就可以变道。而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却利用自己熟悉交通法规，趁行驶在其附近的其他车辆超车、变道、转弯、掉头时，不减速或加速而故意剐蹭对方车辆，先后制造56起“交通事故”，并对受害人和公安交警部门隐瞒该“交通事故”的真相，致使公安交警部门将上述故意制造的“交通事故”按过失或意外造成的交通事故进行调处，认定受害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从而获取赔款并从中牟利。被告人刘某漠视对方车辆驾驶和乘坐人员的生命安全及人身健康，行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差，故法院在量刑上予以酌情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