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的司法实践中，“明知”的认定是最大的争议焦点。嫌疑人往往辩称“我不知道对方是在犯罪”，而司法机关则需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其主观认知。这一认定标准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关乎无数人的人身自由。

“帮信罪”中的“明知”并非要求行为人确切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对象和结果，而是指明知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帮助。这是一种概括性的故意。

司法机关通常会综合考量以下因素，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认定“明知”：

1.交易价格或方式明显异常：如提供银行卡“跑分”后获得明显不符常理的高额佣金。

2.提供专门用于犯罪的工具或支持：如提供多张银行卡、多个账号或专门开发的软件，且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3.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的措施：如使用加密软件沟通、夜间操作、频繁更换联系方式等。

4.行为人的认知能力和从业经历：如具有电信、金融、网络技术等行业背景的人，其“明知”的认定标准会低于普通人。

核心在于：只要行为人根据当时情况，能够认识到他人可能在实施犯罪，却采取放任态度，即可认定为“明知”。

一个常见且令人警醒的案例是多名大学生因出售银行卡被以“帮信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基本案情：

某在校大学生李某，经同学介绍，以每张卡人民币800元的价格，将自己名下多张银行卡及绑定的手机卡、U盾出售给一名“老板”。事后查明，这些银行卡被用于接收、转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流水金额高达数百万元。李某到案后辩称：“我只是卖了自己的卡，不知道他们拿去做什么了，我以为只是用来做电商流水。”

法院认定与理由：

法院并未采纳李某的辩解，最终认定其构成“帮信罪”。理由如下：

1.交易方式明显异常：办理银行卡本身免费，对方却以每张800元的高价收购，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李某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2.交付的并非空卡，而是“全套资料”：李某交付的是包含手机卡、U盾的“四件套”，这是网络支付结算的完整工具，其用途正常人均可判断极可能用于非法目的。

3.存在逃避监管的特征：收购方要求其新办手机卡并绑定，且叮嘱“不要自行挂失”，这些异常要求足以引起李某的警觉。

4.认知能力：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李某应当具备基本的认知能力和风险意识，应当知道出售个人重要金融账户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基于以上异常情况，法院推定李某主观上至少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即概括性地明知对方可能用于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帮助，因此构成“明知”。

“帮信罪”已成为刑事打击的重点，其“明知”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日趋明确和严格。法律不再接受“我不知道”的苍白辩解，而是通过客观行为来审视一个人的主观心态。

1.对公众而言（特别是年轻人和学生）：必须清醒认识到，出售、出租个人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号、社交媒体账号等行为，法律风险极高。切勿因小利而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最终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事处罚，并留下伴随终生的犯罪记录，彻底改变人生轨迹。

2.对司法实践而言：“推定明知”的标准有效打击了犯罪，但也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严谨、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避免客观归罪，确保罚当其罪。

切记：法律不保护“鸵鸟心态”。面对明显异常的高利诱惑，选择闭上眼睛，并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